十多年前，美国《纽约时报》2005-5-22发表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回顾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衰败的历史，告诫美国切不可骄傲自大。
毫无疑问，在人类的上一个千年，东京（汴梁）无疑是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了。堪比现在的纽约、伦敦和巴黎。文章称：“在公元11世纪，开封是中国宋朝的都城，那时其人口已超过了100万，可谓盛世盛都，相比之下，那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人。”

每当独自走文化教育北区的复兴大道上，总是感触颇多，思绪万千；因为自己曾经房地产行业的县城项目工作的经历，几乎走遍的了所在县城的每个村镇，触目之下皆是空虚的村庄。
第一阶段的城镇化迁移，已经基本完成，人口红利所助推的城镇化率的系数也在快速变小；即使放眼全国，按照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统计方法来计算，我国的城镇化率也将于本年超60%。
再看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抢人大战越演越烈；全国的城市已经从全面扩张开始分化，有的城市在继续扩张、有的正在快速收缩；城市的某些板块的房价有的持续在上涨，有的城市板块在“跳水”、远郊区域和城市新建区域尤为明显。
所以禁不住反复的询问自己：
她还能发展吗？
她如何才能重回千年前的汴京？

不知未来如何，也许历史会给我们答案。
唐朝的长安城，实行的是里坊制，居民区被称为“里”，商业区是“坊”，相互都是隔开的，出门买个葱姜蒜，就得穿越大半个城市。
而北宋汴京城则突破坊市的空间限制，居民生活更加便利、促进商业活动繁荣，进而取消了宵禁制度，有着彻夜灯火通明的夜市，整个城市内除了内城和皇城的城墙外，都是开放的空间，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自城市居民的“自下而上”的力量，需要得到更多的释放空间，而一旦释放出来，就能够破解城市化在当前遇到的很多困境，让我们能够看到城市化，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城市化自古以来就是由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的，最近30年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模式。
中国曾经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除了北宋汴京的城市化，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这算非常高的比例了。唐朝天宝年间，长安有6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比唐朝更发达，南宋时候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这个规模比1000年前的罗马城的人口大了有一倍左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房地产商，也没有地方政府的土地招标，城市化是由什么力量推进的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集市。
汴京相国寺，不单是北宋佛教的中心，更是汴京城的重要集市。每月除了正常佛事外，相国寺还有五次专门集市，每月到了此时，整个相国寺游人如织。
大三门专门售卖各种宠物、珍奇异兽；二三门展销家具，波斯印度的奇特家具琳琅满目；近佛殿则主要展销文化用品，包括各种名贵文房四宝。诸如此类的聚集点，交易的地方逐渐固定下来以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附近，于是就出现了“市”，后来才有了“城”。这种从集市发展起来的“市”，完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逐渐发展出来各种功能区的。
古代的城市都是沿着河流出现的，比如黄河边上有汴京，长江边上有南京，这就是因为最早的贸易大多是靠水路。等到铁路出现了之后，就有了像郑州这样的交通枢纽。而最现代化的城市大多是在沿海，这是因为全球贸易主要是靠海上运输。所以哪里有更发达的贸易，哪里就有更繁华的城市。

中国现代的城市化是上层主导的城市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的城市化发展，那可是非常特殊的。这种城市化是一种土地财政驱动的、政府主导的模式。
首先，政府把农业用地出售出去，或者把土地在银行做抵押贷款，获得了财政收入。
然后，这笔收入就被投入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路、机场、地铁，以及房地产开发、造新城。房地产公司拿到了地以后，就开始大规模地投入住宅和商业地产的开发。
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已经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惯例，我们会觉得似乎城市化天生就应该如此。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当然有速度上的优势。但是经过快速的扩张，逐渐进入了发展瓶颈期，发展和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有的则开始收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自下而上”的力量，反倒有可能成为在未来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这种力量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之前被压制着。因为城市的秩序，不是靠城市设计师规划出来的，而是普通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理解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换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就能看到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第二阶段阶段的城市化的关键是怎么样让我们现在的城市更加人性化，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也是问了一道很简单的问题：
是否可以让孩子可以走路上学、不用家长接送；
工作的通勤时间是不是更短，不用在道路花费更多的时间；
是不是出门就能买到米面粮油，不用再为买2根黄瓜3根葱要和买了一堆日用品的人一起排队结账等等等等……

城市都有一种自下而上、自然生长的方式。未来的城市如果想要持续地焕发出来强大的生命力，也要学会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尊重城市居民自发地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自下而上的力量一旦被尊重，将会承袭千年前汴京的空间规划理念，复兴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